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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症研究

徐克成专栏
创造生命——走出正在输掉的抗癌之战

热度:★★★★★   日期: 2011-2-9   来源:None

生命能创造吗?

生命的克星就是死亡。进入21世纪,癌症已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,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。癌症-死亡-生命,已成为人类最关注的课题。人们正在打一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抗击症癌创造生命之战。

战胜癌症,减少死亡,创造生命,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!

 从一本书说起

这本书名叫《0.0001的机会》,作者吴林林,是台湾著名媒体领军人物。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先生为此书作序。这位被台湾著名媒体主持人陈文茜称为“一个充满生命毅力的女人”,在她的书中记载了领着预计生命只有2个月的患晚期肝癌的儿子战胜癌魔的心路历程……

 “2004年7月,我随台湾文化界访问团赴云南丽江。回程时买了当地名产~蚕丝被~,准备送给两个儿子。”回来后,“知道小明(儿子)身体不适,住进了振兴医院。我急忙赶到医院,小明解释说他出现了吐血的情形,脊椎也莫名地疼痛……”

 “检查后两天,陈医师很慎重地找我到他的办公室,陈医师告诉我,小明是肝癌末期,而且癌细胞已扩散到肺部与脊椎的第七、八关节,造成凹洞,随时可能瘫痪。”

“陈医师还说,小明只剩下两个星期至两个月的生命。”

“接着,陈医师并特别提到已为小明开了针剂——吗啡,止痛用的。陈医师要我别跟儿子说,让他舒服一些,开心一点。”

……

“这时,我在心里也打定主意:台湾的医生既然只能开止痛药,不愿积极治疗,我们就只有一条路—到上海试试。”

……

“2004年8月7日,我们一家老小,包括2个儿子、2个媳妇、孙子,甚至儿子的爹(亦即我的前夫),怀抱着最后的希望,搭机直奔上海。”

……

翌日上午,吴林林一家人赶到上海XX医院,但医院认为无法治疗。该院院长俞XX介绍了他姐姐患晚期膀胱癌,应用复合免疫疗法取得成功的事例,希望她的儿子小明也试一试。这位院长说,“反正死马当活马医”。

 “我们吃惊,则是因为38岁的儿子,生肖正好属马,仿佛冥冥之中有着灵犀。”

“当时,肝癌已至末期的小明,肝功能其实已完全丧失,眼白几乎全然变黄,脸庞呈灰黑色,全身皮肤则因微血管破裂而红斑点点,而且还挺着肝积水的大肚子,血液中的白血球只剩五百以下。”

……

8月9日,小明开始接受复合免疫疗法。方法是,左右手各施一针,每周一次,连续三周,之后休息十天,这样子正好一个月,然后再重复疗程,一直进行到2005年5月,这段期间内吴林林和小明每个月要去上海住二十天,共打6针,剩下的十天回台北休息、检查。

吴林林在书中写道,“大半年下来,儿子不但撑过振兴医院原先预估最多二个月的生命时限,身体也一天天明显好转,每次在振兴医院重新检查,都证实了病情的改善。而目前(指2006年,即治疗2年后),小明的黄疸与腹水已完全消除,白血球也提高到四千,只比正常人的六千稍低;磁振造影则显示,原本肺和脊椎两处的肿瘤已完全消失,只剩最早的肝肿瘤,但也缩小到直径2.5公分。”

……

“身体逐渐康复,小明的心情也日益转好,信心倍增,甚至又开始喝酒了……”

“为了喝酒的事,我们母子数度大吵。我说再喝会要他的命,他到说自己已三十多岁,要我别把他当三岁、十岁的小孩管……”

……

“2006年1月26日,是二儿子贝贝三十五岁的生日,大家一起为弟弟庆生……”

“小明说他这几天头痛不断,可能是连日吃尾牙,喝到了假酒。我听了,一面责怪他拖着肝癌又肝硬化的身体,居然还喝酒;一面又忧虑,他已停针近一个月,如今发生头痛,会不会是癌细胞扩散到脑部了?”

“经过磁振造影与验血检查,小明的癌细胞并未扩散,但脑部微血管有轻微破裂出血的现象,所幸出血量非常小,可以自然消除……”

“大年初一,小明的情况更为好转,胃口大开,一早打电话来说想念牛排的滋味。我赶紧去买牛排,满足儿子难得的好胃口。”

……

吴林林女士在书中写道:“癌症,恶魔中的恶魔,是造就这一切真实厄梦的残酷大反派。”她抓住微乎甚微的机会,带着儿子一步一脚即穿越了死亡隧道。

吴林林女士凭着她对儿子真挚的爱,凭着她生来俱有的倔强性格,没有放过“0.0001机会”,找到了救命的复合免疫疗法,为儿子驱走了癌魔,创造了生命。

 

追逐生命

免疫疗法已成为癌症治疗的常规手段之一,其方法和免疫药物有数百种,但一方面由于尚无判断其疗效的“金标准”,另一方面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,孰优孰劣,难分秋伯。为吴林林儿子治疗的复合免疫疗法,早在1991年即开始用于治疗癌症,已有数千例患者接受了这种治疗。事隔数年,这些患者还生存吗?

2008年5月的上海,已是夏日景象,中午的太阳晒得出租车内热气灼人。我和上海的朋友走上了追逐生命之旅。我们访问的癌症病人均符合以下条件:①不能手术切除或术后复发者;②初诊时预期生命不超过1年者;③未接受其他治疗者。

我们登门拜访患者,如患者不在或已去世,便拜访家属或邻居,再不行,便找里弄居民委员会,不在上海者,设法通过电话寻访。

我们随访到38名患者的治疗结果。患的癌症包括胃癌、肝癌、肺癌、肠癌、鼻咽癌等十余种,11人因癌复发或其他原因已经去世,生存了2-15年;27人尚健在,已生存3-17年;另有15名患者未随访到最后效果,但是据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记录,2001年最后一次随访时,均已生存5年以上。

虽说人生不可重来,但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健存者,他们却有一种到死亡深渊走过一遭的感觉。

胡国超,一位胃癌患者,1992年9月在上海仁济医院接受手术治疗,术中发现小弯淋巴结转移。1年后,发现肝内转移,开始接受复合免疫治疗。在山西北路239弄8号一古老而狭小的房子里,我们见到了年已52岁的患者。他说,他共接受免疫治疗3年。治疗后一年左右,肝内转移灶消失,目前正常工作。他感叹的说,至少有十几年的寿命,是免疫疗法帮助他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。

胃癌是中国的常见肿瘤之一,其预后与肿瘤大小、是否有胃外淋巴结和远处转移有密切关系。有远处转移的胃癌属第IV期。据美国癌症协会2007年统计,局限性胃远段癌手术后50%可治愈,但有转移者几乎无一能生存5年以上,化疗和放疗不能改变此种结局。

胡国超已有肝转移,患的是IV期胃癌,已生存15年,是个奇迹。家住上大路1288弄106号101室的钱丽娟也已生存15年更是一个奇迹。1993年4月5日,她在上海仁济医院接受胃切除手术,术后诊断胃小弯低中分化部分未分化管状腺癌,侵及浆膜层,有腹腔内多组淋巴结转移。术后接受化疗,因副作用剧烈被迫中断。当时病历记载她的KPS评分仅30分,用她自己的话讲“不像人形”。93年5月份接受复合免疫治疗。半年后体重增加8公斤,恢复工作,KPS 100分。我们登门拜访时,她刚从浙江普陀山旅游回来。去年丈夫因车祸去世,使她背痛不已。她抱歉的对我们说,去年她身体更好,丈夫去世后体重下降了,气色变坏了,近几个月,她到外面旅游,体重又增加了。

结直肠癌在中国发病率逐年增高。IV期结直肠癌患者,即使接受姑息性手术,5年生存率仅8%,几无生存10年者。但家住长沙路149弄57号的张正林,迄今,已生存15年。1991年1月他接受手术治疗,术后诊断为盲肠腺癌,病变侵及腹膜后淋巴结,累及股神经、股静脉及其周围组织。医生给他作了肿瘤姑息性切除,预期他的生命仅1年。但他未屈服命运的安排,于1993年1月接受复合免疫治疗。半年后,CT显示腹膜后转移灶消失。

非小细胞性肺癌患者如已进入IV期,5年生存率少于2%。但是,我们随访的接受复合免疫治疗的肺癌患者的命运更为神奇,均已生存3年以上,大多数生存5年以上。有的已生存了16年。其中有一名是资深医学专家,一位是市政府官员,他们均在条件十分优越的医院作了认真的治疗,发现无效后求助于复合免疫治疗。一位台湾病员叫黄欣欣,2003年发现左肺腺癌,伴右股骨转移和左脑枕叶转移灶(3×3cm大小)。经化疗,病情无改善,有难忍骨痛。在无可奈何情况下,于2005年9月接受复合免疫治疗。2007年5月份复查,发现肺和脑内病变消失,骨痛早已消失,恢复正常生活。但台湾医生仍建议她接受预防性全脑照射。半年以后,出现言语障碍,逐渐意识不清,并发放射性脑病。2008年5月27日,我们与她丈夫留秋明先生通上了电话。善良的留先生在电话中泣不成声,说:“我好懊恼!为什么要让欣欣(他妻子)接受放疗?”据留先生说,他太太作了多次MRI,脑内肿瘤迄今未复发。

事实上,每个中晚期癌症患者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2007年中国书店里畅销一本书《追逐日光》,作者是一位患了脑瘤的患者叫奥凯利。2005年5月,这位美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——毕马威会计事务所CEO,从医生手里接到了“死亡宣判书”:脑瘤(胶质瘤)晚期,预期生命3个月。他接受了放疗,但中途因副作用难以忍受而放弃。奥凯利向死而生,在人生最后的时光,每天写书,记录自己的“死亡规划”和心灵感动。110天后,他走完了人生旅程。

但现年61岁的沈再伦先生远比美国的这位CEO幸运。1994年,他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当厂长。他紧张地规划工厂的发展规划时,剧烈的头痛发作,让他多次停下手中的工作。他在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,诊断为脑瘤,接受了手术。病理检查的结果让他几乎昏倒过去:脑胶质瘤III期。这是一种致命性脑肿瘤,一年生存率小于10%。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一严重结果,但他很快镇静下来。没有沉浸于死亡的恐惧中。他记住一位名人的话:“人生不过是迈向死亡的旅程而已。”他坦然面对死亡,但他不向死亡屈服。他知道,化疗和放疗不过是医生常规执行的医嘱,而他脑内肿瘤,会象割韭菜一样,割了不久就长,长了再割,割了再长。他才54岁,家里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子,他不愿把那种反复手术又不能改变厄运的痛苦留给自己和家人。他寻找到复合免疫疗法。如今,他虽已退休,但他生活充实,每天忙于自己喜爱的工作。在长乐路930弄10号206室他的家中,他特别激动地谈了他的心灵感受:“我从死亡中走来,创造了16年的生命。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分一秒的余生。”
医者父母心。作为一个医生,面对一个个从死亡线上生存过来的病人,其兴奋是无容置疑。但在短暂的兴奋后,我们不得不用带有残酷的痛苦反思——

为什么吴林林女士的儿子生还,不是在设备先进的台湾医院,也不是在如上海XX医院那样的中国大医院?

为什么我们访问的54个病人,能够长期生存下来,全部不是由于常规的化疗和放疗?

几十年来的“抗癌大战”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?

 

 一场输掉的抗癌大战

全世界抗癌大战已打了30几年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中用了大约100个词,号召开展抗击癌症的战争。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,已经投入癌症研究的总经费大约是2000亿美元,发表论文156万篇。正如1976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Herol Varmus所说:“30年内,人类已从几乎对癌症成因全然无知到积累了大量知识。”研制的化疗药和分子靶向药物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批准,投放了市场。人们似乎看到根治癌症的美景。

但是,人们良好的希望在37年后今天还看不到实现的可能。癌症患者的生存期比过去延长了,但这种延长是以月而不是以年计的。少数治愈率高或患者生存期得到大幅度提高的癌症往往发病率不高, 如霍杰金淋巴瘤和白血病。37年前,癌症病人生存5年及5年以上者在总数中占50%,现在这一数字仅提高到63%,在这小幅提高中, 能够归功于新型抗癌药的部分少之又少,而主要归功于早期诊断的进步。西雅图癌症研究中心一位生物统计专家指出,如果把肺癌、肠癌、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几大癌症按确诊的不同阶段,即按癌细胞是否扩散和扩散程度分析,那33年来中晚期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几乎没有变化。

癌症研究也陷入了误区,追求知识成为终极目标,而不是成为追求其终极目标的手段。80%的研究以小鼠、果蝇或是蛆虫作为实验对象。最早用的研究方法是把人类的癌细胞放在培养皿培养,再移植到实验小鼠身上,使肿瘤生长,然后对这种异种移植肿瘤试用各种药物。运用这些移植型肿瘤模型研究出的抗癌药物大多治疗不了人类癌症。更另人沮丧的是,大多对人类癌症有效的药物因为在临床前期模型无效而被淘汰。美国一位癌症权威沮丧地说:“人类癌症的临床前期模型研究已经臭名昭著。”

2004年3月22日, 美国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由癌症患者访问数名专家后写成的文章“为什么我们输掉这场抗癌之战”(Why We~re Losing The War On Cancer),认为当前存在一种有问题的“癌症文化”,就是一种思维方式,在这种思维方式驱动下,成千上万的医生和科学家都在寻求癌症治疗的点滴改进,却不是追求真正的突破;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各自为战,重复研究而不是合作,把学术成果和论文的发表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。

英特尔公司主席本身是一位前列腺癌患者,他直言不讳地指出:“这就像希腊悲剧,每个人就他自身而言,都做的尽善尽美,但总体却是失败。”财富杂志的文章做出结论:“人类正在输掉这场抗癌大战。”

生命的克星就是死亡。进入21世纪,癌症已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,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。癌症-死亡-生命,已成为人类最关注的课题。人们正在打一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抗击症癌创造生命之战。

战胜癌症,减少死亡,创造生命,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!

严酷的临床现实

 一次,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某实验室里,我与一位肿瘤专家也是我的朋友“实话实说”,他指着窗外几十层的住院大楼说:“你看,那些病房,每天数十名病人进来,化疗、放疗,又是数十个人被抬出去,走向“天堂”。他叹了一口气,明知化疗后还是死,但每天人们还争着住进来。为了住院,不惜重金从~号耗子~那里买~挂号~。”

癌症治疗正在陷入一种奇怪的逻辑。第一,明知常规治疗对某种癌症无效,但医生仍毫不留情地为病人实施,而对这种治疗能否给病人带来实际益处,是否会让病人“人财两空”,很少考虑,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常规,是“合法”的治疗;第二,将肿瘤缩小看来是治疗产生效果的主要依据,如果一旦肿瘤缩小了,就认为“成功”,尽管病人不久死去,医生们也毫无顾虑的把“成果写成论文,在权威杂志上发表;第三,医生或病人,特别是医生,追求新、贵、奇的药物治疗,虽然这些药物比低价的“老”药物可能仅使病人延长1-2个月的中位生存期,但他们宁愿花费比后者贵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格,孤注一掷;第四,医生,也可能有病人,过于相信甚至迷信世界上权威的机构和会议,而对能使病人生命延长的方法,如果不是出于权威,不是出于著名的学术刊物,则不屑一顾,认为是“偶然”的结果,无学术价值。在他们眼里,学术的权威高于人的生命价值。

癌症治疗陷入肿瘤-化疗-放疗-死亡的怪圈。

当然也有不少非常明智而诚实的医生。前述吴林林女士带儿子来上海看病,首选上海中国最权威之一的XX医院,而这家医院的院长却坦诚地推荐了未在医院使用的复合免疫疗法。前述的《追逐日光》作者奥凯利就介绍了一位非常诚实的医生,美国一位著名的神经化疗专家。他因自己的脑瘤去请教专家:“可以不可以接受化疗?”专家说:“可以。”他问:“如果接受化疗,我能生存多长时间?”专家说:“可以生存10周。”“不接受化疗呢?”专家说,“可以活12周”。

2006年年底,一次在我院召开的医患大会上,一些生存了5年或5年以上的中晚期癌症病人讲述了自己“死去活来”的经历后,一位中年人走上讲台,说:“我是XX医院的肿瘤科主任、主任医师、博士。我很惭愧,因为在我院,病人入了院,不管是否适合,就给化疗、化疗、一直化疗到死……”。他眼睛湿润了。

接着,一位年龄稍大的医生上台接过话筒,说:“我是XX大学附属XX医院放疗科主任。病人入了我们科,就是放疗。即使不合适的病人,也是放疗,因为这是我们的正规武器,合法的治疗,而病人能否生存下去,我们医生只能管~病~不能管~命~。”他说:“听了今天这些病人的讲话,我深深体会到,医生要有良心。”

我们无权反对传统治疗。手术仍然是根治癌症的主要手段,化疗和放疗对某种癌症有很好或较好疗效,甚至可治愈。但是,明明某种癌对化疗不敏感,却因为“合法”、“常规”而无限制的应用化疗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我曾面对一位患者痛苦的经历。她是一位著名女哲学家,2006年患了肺癌,病理上为腺癌。愈著名的人,一般愈受重视。她所在的大学不惜代价,送她去某大城市治疗。找遍了著名的肺癌专家,转住几家大医院,轮番应用了已面市的最好最贵化疗药。几个月过去了,但癌魔仍无情地吞噬她的肺脏。她的丈夫多次在我院微服私访,最后要求转往我院治疗。我看了病人,头发掉光、面色惨白、胸背疼痛,卧床难起,外用血白细胞数不到3000 。面对这样一位饱经“最佳”治疗的病人,我们能做什么呢?我心里一阵哀痛,对她丈夫说:“我们不可以做任何肿瘤特殊治疗了,她的免疫力丧失了。一次轻微的感冒就足以引起严重感染,危及生命。”果然两周后,突然发热,第二天,两肺全部炎症,第三天,肺功能衰竭,被迫转入广州医学院呼吸研究所实施最紧急的抢救。2周后,她丈夫给我发来信息:“我爱人希望在你院走完她的人生!”我同意了。

这位女哲学家的经历,正验证了前述那位诚实的神经化疗专家的说法。我们的肿瘤专家是否应该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!

我就常常受到良心的责备。一次,我去看一位结肠癌晚期病人。他接受了Avastin治疗。这被肿瘤界誉为皇冠上宝石的分子靶向药物,是美国FDA 2004年批准的新药。我们希望这种药物能给病人带来新生。但病人应用该药第3个周期后,出现难以控制的肠道大出血。病人不幸去世。家属是基督徒,没有抱怨,挽着我的手说:“谢谢,你们尽力了,上帝召他回去了。”我心里却一阵阵紧痛。

Avastin的研究在美国历10年余,耗资上亿美元。400名晚期结肠癌患者接受试验,生存期平均较未用该药者延长4.7个月。这一数字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意义,但对于平均生命不会超过16个月的晚期结肠癌患者,到底有多大实质意义?何况在70%的患者有这样那样的副反应,更何况,每一个周期需耗资数万元人民币。

我们必须接受血和“命”的教训。美国《财富》杂志的文章指出,应用药物治疗癌症的 “目标不是为了治病救人”,而是为了实施~适当~的科学,……”文章问道:“你耗费10年以上发现一种新药,这种新药与现有疗法相比,缩小癌痛的程度平均增加10%。对患者有多大益处?”对于近年来被广为宣传的Erbitus和Avastin,文章作了这样的结论:“无论这两种药中哪一种,都无法挽救今年将要死于结直肠癌的57000名美国患者中哪怕少数人的性命。”

觉醒已经开始。除了医生,严酷的现实也觉悟了不少研究者。两位意大利药理学家在英国医学月刊发表论文,对 1995—2000年在欧洲上市的12种新药疗效,同相应的批准疗法进行比较,没有发现这些新药对患者生存率有任何实质性优越之处,生活质量也没有改善,安全性也没有改进,而这种药物的价格却大幅上升,其中一种新药比“旧药”贵350倍。

 

我们不能等待

怎样赢得抗癌大战?被公认为癌症研究教父的波士顿医生西德尼法伯(SidneyFarber)说:“我们不能等待对癌症的透彻理解。癌症病人不能等待。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在基础研究领域所有问题都获得圆满的答案。人类医学史上有很多案例,往在获得成功疗法以后几年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理解其机制,比如牛痘、洋地黄、阿司匹林都是如此。”

一场从已经输掉的抗癌大战中走出来,反败为胜的战斗正在开展。肿瘤医学界和学术界正在联合作战,用新的思维、新的观念研究癌细胞的毁灭。

如何让中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持续?如何减少或避免癌症复发?我请教了著名的血液肿瘤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教授。他说:“要创新。”

三十几年前,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是一可怕的疾病,病人生存期一般不会超过1年。虽然数不清的论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化疗组合,但中位生存期仅能延长几个月。这对于总生存期只有1年的病人来说,有何意义?王振义院士考虑到,既然白血病细胞是由正常细胞变成的,为什么不可以设法将白血病细胞再变成正常细胞(再分化)呢?他发现,全反式维甲酸具有这种功能。他和他的学生,现任国家卫生部长陈竺院士对此深入研究,并进一步发现中国传统中药砒霜能促使白血病细胞凋亡。目前,患者治愈率高达95%,就是得益于王振义和陈竺院士的研究成果。他创用的新疗法使这一血液恶性肿瘤由高度致死性变成高度治愈性,震撼了全世界。

“我的工作实际上从60岁才开始。”王振义院士谦虚地说,“治疗肿瘤一定要跳出固有的圈子。对于大多数肿瘤,目前的治疗方法不可能治愈患者。”我理解了,王院士所讲的“工作”是指有创见有发明的工作。

癌细胞的特点是其遗传学不稳定性。癌细胞复制时,不能像正常细胞那样将其遗传信息完美无缺的复制到下一代细胞,复制到后代的细胞常常改变,进而导致肿瘤细胞行为发生显著变化,分化出难以计数的不同细胞的混合体。因此,仅针对某一亚型癌细胞或癌细胞上某一靶点的药物,显然不能消灭所有癌细胞。

复合免疫治疗采用多种疫苗成药,联合免疫肿瘤患者,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。体内最后一个癌细胞的消失,不是由于化疗药,而是免疫细胞。但能杀灭癌细胞免疫细胞有多种。多种免疫疫苗可激活不同种类免疫细胞,消灭不同类型癌细胞,从而产生相加或协同的作用。

临床上观察到不少癌症患者长期“带瘤生存”,即虽有癌肿存在,但患者可健康地生存几年乃至数年。业已证实,癌细胞可长期停留在血液、淋巴结、骨髓和腹腔内,处于“休眠”(dormancy)状态。不仅血液肿瘤如淋巴瘤、白血病如此,实体肿瘤如乳腺癌、结肠癌、前列腺癌、胰腺癌、黑色素瘤、非小细胞性肺癌、软组织肉瘤等,都观察到肿瘤细胞的“休眠”。机体的免疫功能在“强迫”癌细胞处于休眠状态中起重要作用。

我送给王振义院士一本由我和牛立志主编的新著《肿瘤冷冻治疗学》。他快速翻阅,说:“肿瘤冷冻治疗,有道理!”几个月后,我在上海再拜见王院士。一见面,他就高兴地对我说:“我读了你的书(指《肿瘤冷冻治疗学》)了。很有启发。肿瘤冷冻有前途,可能胜于手术切除,因为肿瘤冷冻后留在原处,会释放抗原,促发人体抗原抗肿瘤免疫。”

冷冻免疫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。已证明,肿瘤细胞冷冻后,留在原处,原先隐蔽的肿瘤抗原被激发及暴露,细胞表面抗原发生质和量的变化,细胞膜蛋白浓度增加并均质化,从而增加抗原决定簇的浓度和利用度,促发体内产生抗肿瘤性毒性抗体,诱发淋巴细胞杀灭肿瘤细胞。

美国曾有人做实验:给动物作实验性肝癌模型。一组给予30%肝切除,一组给予肿瘤冷冻。几周后观察肿瘤复发情况。结果显示,切除组全部复发,而冷冻组几无复发。切除组动物血液中有一种能促进肿瘤生长的因子增加,而冷冻组无此现象。

临床上,有的病人有多处癌肿,冷冻一处或几处瘤块后,未予冷冻的瘤块相继消失;有的患者肿瘤很大,或位置特殊,冷冻常不能将其肿瘤全部清除,但冷冻后不少患者已生存4、5年了。以胰腺癌为例,这是一种预后恶劣的恶性肿瘤,手术切除率少于5%,即使手术切除,生存率也极低。中华医学会曾统计2005年前2500例胰腺癌应用常规治疗的结果,无一例生存3年以上。我院统计近4年来49例局部进展性胰腺癌接受冷冻治疗,3年生存率23%,一例已健存4年。这一结果优于常规治疗,而且我们主要采用经皮穿刺冷冻,对病人创伤远比手术为小。我们曾统计840例非小细胞性肺癌,大部分伴有淋巴结转移,接受冷冻治疗后,5年生存率达26%。肝癌,被称为“癌中之王”。7年来,1000 多例不能手术的病例在我院接受冷冻治疗,5年生存率 45%。有的患者并发门静脉癌栓,表现为严重腹水,但冷冻治疗后,癌栓消失,几乎完全康复,已生存5-7年。目前看来,冷冻治疗具有双重作用,一方面可以去除肿瘤组织,减少瘤负荷,另一方面可激发抗肿瘤免疫。

我国传统医学主张“天人合一”,强调提高人体整体免疫能力。中医治疗癌肿重在“健脾补气”,实际上就是提高人体免疫能力。复合免疫治疗和冷冻免疫激发的是整体免疫,从而会产生较强大的效果。

目前的事实是:手术治疗仅限于对早期病变;放射治疗是一种局部治疗,不可能消除转移性病变;层出不穷的抗癌药,名目繁多的化疗方案,对于大多数癌肿,不可能最终消灭癌细胞,更不可能治愈进展型癌症患者;分子靶向治疗虽然理论上甚有前景,但至少在现在,它不可能有效地延长患者生命。为了让进展型即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,冷冻和复合免疫的联合应用,可能是一良好的治疗策略。

 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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